大侠

　　更广阔的心理学领域
　　第一章 导言：健康心理学探索
　　第二章 心理学能从存在主义者那里学到些什么
　　第二编 成长和动机
　　第三章 缺失性动机和成长性动机
　　第四章 防御和成长
　　第五章 认知需要与畏惧认知
　　第三编 成长与认识
　　第六章 高峰体验时的存在认知
　　第七章 高峰体验——剧烈的同一性体验
　　第八章 存在认知的一些危险
　　第九章 抗拒类化
　　第四编 创造性
　　第十章 自我实验者的创造力
　　第五编 价值
　　第十一章 心理学的论据和人的价值
　　第十二章 价值、成长和健康
　　第十三章 健康——超越环境
　　第六编 未来的任务
　　第十四章 成长和自我实现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命题

大侠

　　现在，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关于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一种新的心理学。我感到这种心理学是如此令人激动并如此富于惊人的可能性，甚至在它被检验和进一步确定之前，在它能够被称之为确实的科学知识之前，我就对公开介绍它的诱惑屈服了。
　　这种观点的基本假设是：
　　１、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它是不能改变的，至少是没有在改变。
　　２、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部分地是他自己独有的，部分地是人类普遍具有的。
　　３、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发现——不是发明）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可能的。
　　４、这种内部本性，就我们迄今对它的了解来说，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必然邪恶的。基本的需要（对于生存、安全和有保障、有归属和感情、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从它们的表面来看，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迄今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的受挫的一种猛烈反应。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当然，这些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行为，然而，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这个结果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人的本性远远不是象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５、由于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所以最好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进视神经，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容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
　　６、如果人们的这个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压抑，那么他就会得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以微妙的方式，有时马上得，有时以后得。
　　７、人的这种内部本性，不象动物的本能那样，是强的、占压倒优势和清楚明白的，它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被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它的错误态度制服。
　　８、尽管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里它极少消失——甚至在病人那里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潜存着，总是迫切要求实现出来。
　　９、这些结论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训炼、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结合起来。只要这些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它们就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的自尊感和自信感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不仅对于外部危险来说，情况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可怕。
　　请注意，如果这些假定被证明是真理，那么它们就有指望成为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最高上诉法院。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实现他的最大潜力。这就等于自动解答了许多人格的前途问题。看来，必须做的事情是要查明，作为人类的成员和作为独特的个体，一个人真正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研究自我实现的人，能够告诉我们许多我们自己的错误、缺点，也能指出我们恰当的成长方向。除了我们时代以外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榜样、它的理想。所有这些榜样和理想都被我们的文化抛弃了。圣徒、英雄、有教养的人、侠客、神秘主义者，统统不算数了。我们留下来的只有毫无问题的顺应良好的人。顺应良好是非常苍白无力而又可疑的替代词。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他的全部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他的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即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一个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霍尼有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她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簿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簿上。最终的结果基本上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无价值的和讨人嫌的。神学家惯常用麻痹(accidie)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自己能做而又不去做的罪过。
　　这个观点并没有否定能通常弗洛伊德的描绘。但是，对它做了增添和补充。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似乎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那一半，而我们现在必须用心理健康这一半使其完满。或许这个健康的心理学，将为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出更大的可能性。也许这样会比询问“怎样才能不得病”要更加富有成效。
　　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呢？自由发展最好的教育条件是什么呢？性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需要为这种人的成长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这种人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病态的人是被病态的文化造成的；健康的人能够由健康的文化造就成。但是，病态的个人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这同样也是实际情况。增进个体的健康是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方法。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症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则可能性要小得多。个人有意识的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是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它们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从而，它们自然就被视为是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然而，所有这些症状，在健康人身上，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也都发现了。设想，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设想，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尽管顺应和稳定是好的，因为它们减少你的痛苦，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吧！因为它们停息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罗姆在一本很重要的书中，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这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期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不管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呢？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的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弗洛伊德是对的。我们获得我们的理想，大量地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后来阅读全日学校的书籍。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这种良心我们全都或强或弱地具有。而且，这是“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的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没有能实现自己天资的人，有天才却去卖长筒袜的画家，过着无聊生活的聪明人，发现了真理而闭口不谈的人，丢弃了男子气概的懦夫，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出于自种自罚，不仅可以产生神经症，在这里同样也可能重新恢复勇气、燃起正当的义愤和不断增长的自尊，从那以后就干起了正当的事情；一句话，成长和改进可以通过痛苦和冲突而达到。
　　实际上，我是在有意识地抵制当前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面症状时是这样。疾病就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吗？我现在要强调的人，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吗？我否定这一点。在奥斯维茨和达乔集中营的那些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健康的吗？这些人具有病态的良心吗？还是具有美好的、洁净的、正当的良心呢？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觉到冲突、苦难、压抑和愤然吗？
　　一句话，如果你告诉我你有人格问题，那么，直至我对你有了更好的了解之前，我都不能确定该说“好”，还是说“对不起”。这要取决于理由，而且似乎这些理由可能是邪恶的理由，也可能是善良的理由。
　　一个例子是心理学家对于受欢迎的、顺应良好的行为，甚至对于犯罪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受到谁的欢迎呢？或许对于年经人来说，不受邻居势利小人的欢迎，不受地区俱乐部同伙们的欢迎，这样会更好些。对于什么事物顺应呢？对于邪恶的社会文化，对于专制的父母，我们还应该做一个顺应良好的奴隶、做一个服服贴贴的囚犯吗？甚至对于有问题行为的男孩子，现在也在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为什么他有过失呢？一般这是由于病态的原因，但是，偶而也可能由于好的原因，这个男孩子可能仅仅是反抗掠夺、压制、怠慢、轻蔑和粗暴的对待。
　　显而易见，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这取决于说这话的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老子似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看来，很显然，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对他的心理支柱、对他的真正内在本性的压制。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不提出抗议。我遗憾地转达我的印象，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下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症和精神病。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希望，即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美的反应和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或者对于它们的必要性，也必须正视。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成长和自我实现可能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是在什么程度上呢？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不受痛苦，似乎痛苦始终是坏的一样。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不让人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结果可能是溺爱。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

大侠

　　如果我们从“存在主义中适合于心理学家的是什么”的观点来研究它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许多从科学观点来看非常含混不表和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即没有进定步证实或者不可能进一步证实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大量有益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存在主义中并没有很多全新的启示，象已经包含在“第三种势力心理学”中的思潮那样使人有一种紧迫的、确定无疑的、敏锐的和再发现的感受。
　　按照我的看法，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这是根本的重点，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性和关于人性的任何哲学和科学的绝对必要的东西。我挑选同一性作为根本概念，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认为它比本质、存在、本体论等等术语更好；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觉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也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
　　但是反过来看，美国心理学家在同一性的探索上也已经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奥尔波特、罗杰斯、哥尔德斯坦、弗罗姆、惠莱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以及其他人）。而我必须说，这些作者是更清楚和更接近原始事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比杰曼斯、海德格尔、雅斯佩尔等人有更多的经验依据。
　　第二、存在主义心理学很强调从经验知识出发，相对地说不那么着重概念体系、抽象范畴或先验的东西。存在主义信赖现象学，即它把个人的、主体的经验做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重点出发的，更不用说心理分析学家留给我们的种种深刻印象了。
　　１、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是，欧洲的哲学家和美国的心理学家的差距并不象原先看来的那样遥远。我们美国人“一直在说平凡的话，然而并不了解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在不同国家中同时产生的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的人全都反应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２、我认为，这种真确的现实就是个人身外的所有价值观念根源的完全瓦解。许多欧洲的存在主义者大多对尼采的结论——上帝死了有所反应，或许对马克思也死了这个事实也有所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在他们身上并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问题。除非转向内部、转向自己，否则就没有价值观念的栖息地。怪得很，一些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者也乐于沿着这方面的结论走一段路程。
　　３、存在主义者可以给心理学提供目前正缺乏的哲学基础，这一点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对于医疗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是这样。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会再次公开讨论起来，而且也许心理学家将中止信赖虚假答案或无意识，不再相信他们象儿童似地抓到的那些未经证实的哲学观点。
　　４、关于欧洲存在主义核心思虑（对我们美国人来说）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表达法是：存在主义基本上是论述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之间的差距（在人是什么和他希望是什么以及他能够是什么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人的困境。这和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并不象刚听到时可能认为的那样遥远。一个人包含现实性和潜在性两个方面。
　　认真关注这种差距能够使心理学革命化，在我的思想上对于这一点坚信不疑。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支持这个结论，例如，投射测验的、自我实现的、各种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差距被跨越了）、容格心理学的、各种神学家的文献等等。
　　不仅如此，这些文献还提出了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即人的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他的生物本性和神圣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总的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和宗教都把人的本性分成两部分，并教导说达到“高级本性”的方法是放弃和制服“低级本性”。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诫说二者同时规定着人的本性特征。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它们二者只能整合起来。
　　但我们已经对这些整合方法的某些方面——顿悟、更广阔意义上的智能、爱、创造、幽默和悲剧、游戏、艺术——有所认识了。我想我们的研究应该比过去更集中在这些整合方法上。
　　我思考人的双重本性这个要点的另一结果，是认清了某些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永远不可能解决。
　　５、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理想的、真正的人，对完美的或神圣的人的关心。象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样，把人的潜能作为当前可认知的现实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听起来也可能仅仅是字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要提醒你们，这正是以一种想象的方法对那个古老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探询：“什么是治疗、教育和培养儿童的目标？”
　　这里还包含着另一真理和另一个迫切要求注意的问题。事实上，关于“真正的人”的每一种认真的描述都扩展到含有这种意思，即这种真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对他的环境、事实上是对普遍的社会都能采取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适应。他变得更超然于他的社会和他的文化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变得多了一些；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他变得少了一些。我的感觉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将难于接受这一点。因此，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在这个领域里的争论。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人类终将得救信念”（Versalism）的基础。
　　６、从欧洲的著作家那里，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注意到他们对他们你之为“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尤为重视。他们试图给人下定义，试图解释人与任何其他生物、人与物、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呢？对于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它人就不再成其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总的看来，这是美国心理学家丢弃了的一个课题。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义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定义，至少没有一个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个课题（刺激－反应的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以及他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没有考虑人的志气、人的可以实现的希望、人的神圣的品质。弗洛伊德给我们提供了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最全面的体系，这一事实与当代自我心理学家正在揭示的东西是不相干的。
　　７、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的自我构成（Self-making）太绝对化了。萨特尔和另一些人说：“自我如同一项设计”，自我完全是由个体自己继续不断地（而且是独断地）选择创造出来的，仿佛他几乎能把自己制造成为他决定成为的任何东西。当然，这样一种极端形式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夸大，这种夸大同发生心理学和体质心理学的事实是直接冲突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十足的愚蠢。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治疗家，罗杰斯派和个人成长心理学家，全都更多地谈到了发现自我和揭露疗法，而且也许都对意志、决定，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确实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强调得不够。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两组学者都可以说是心理学化过多而社会学化不足。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充分强调独立存在的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即个体之外的象贫困、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巨大能量。在这些力量面前，正常头脑的心理学家肯定不会臆想否认个人一定程度的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毕竟他首要的专业职责是研究个体的人，而不是研究超出心理之外的社会决定因素。同样，在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力量也太绝对了，并且达到了忘记人格、意志、责任心等自主性的程度。当然，把这两部分看成专门家比看成瞎子和蠢人更好。）
　　无论如何，我们都似乎是既发现自己又揭露自己，并且还在判断我们应该是怎样的。这一意见的冲突是能依据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
　　８、我们不仅回避了责任心和意志的问题，而且也回避了连带的力量和勇气的问题。最近，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这些伟大的变量，而且对于“自我的力量”非常注意，对于行为主义者，这仍然是他们尚未接触的问题。
　　９、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到过奥尔波特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所发出的号召，但是对此还没有做多少事情。甚至医疗心理学家也没做什么事。现在，我们得到来自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推动。我确实认为，对抗这种推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对抗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假如研究个体的独特性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科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更加不妙的事情，它必须准备接受再创造。
　　１０、在美国心理学思想中，现象学已经有了一段历史，但是从总体上看来，我认为它已经丧失了活力。欧洲的现象学家用他们极端谨慎和费力的论证，重新教给了我们理解另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或者至少能教给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方法，这就是进入他的世界观，能够以他的观点查看他的周围世界。当然，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是粗糙的。
　　１１、存在主义者对个体孤独性（aloneness）的强调，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选择、自我创造、自主和自身同一等概念是有益的提示；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学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我们认为这些是当然的事情。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奇迹，这将更好些。
　　１２、存在主义著作家全神贯注的另一件事情，我想可以用非常简洁的措词描述，这就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或许是“生活的不幸感”），它是与浅薄、表面的生活对立的。浅薄、表面的生活是一种缩减了的生活，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一种防御。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且它们也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例如在心理治疗上。我（和其他人）对这种事实有了日益深刻的印象，即悲剧有时可能是有治疗性的；而且当人们被痛苦驱使进入治疗时，一般效果最好。在浅薄的生活受到怀疑，在那里出现了对基本原则的召唤时，那就是它不再起作用之时。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浅薄在心理学中也不起作用。
　　１３、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派别一起，正在帮助我们认清言语推理、分析推理和概念推理的局限性。他们是当前号召回到任何概念和抽象前的原始经验上去的一方。我认为，这等于证明：对于20世纪西方世界的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是正确的，科学与哲学二者都急待重新审查。
　　１４、由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所有变革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期待已久的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我不应该说“由它激起”，而应该说“一起帮助”，因为帮助打破科学的官方哲学或“唯科学主义”的还有许多别的力量。需要克服的也不仅仅是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实际上，由精神和原始经验的内涵必然造成的还有其他的根本变革。而且，这样的变革不仅影响心理学，也影响所有其他科学。例如，节俭性、简明性、精确性、条理性、逻辑性、优雅、明确性等等，全都属于抽象王国而不是经验王国。
　　１５、我接受那个给我以强烈影响的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即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这并不是说，它象我提到过的其他问题和推动一样，对于我是完全新奇的。我想，对于任何人格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它也不是完全陌生的。Ｃ·比勒·奥尔波物、哥尔德斯坦的著作也会使我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努力解决现存人格中未来的动力作用问题，并使有关概念系统化。例如，成长、变化和可能性必然指向未来前途；潜在性和愿望、希望和想象也是一样；凶兆和忧虑也指向未来（没有未来＝没有神经症）；如果和当前活跃的未来没有关系，自我实现就没有意义；人生最终可能是一个完形(gestalt)，等等。
　　但这一问题对于存在主义者的基本和主要的意义，对于我们还是有启示的，象斯特劳斯和梅主编的文集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没有什么心理学理论会是完善的，如果它不能集中体现这样的概念的话，即认为人在他的内部启有他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现时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在这个意义上，勒温认为，未来也可以看成是非历史的。我们也必须认清这一点，即未来在原则上不过是未知的和不可知的，这意味着，一切习惯、防御和应付的机制全都是可疑的和两可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只有灵活创造的人能真正地驾驭未来，只有这种人才能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面对新奇的事物。我深信，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可能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象过去一样。”
　　结论
　　这些考虑激励了我的希望，我们经历着的心理学扩展，不可能成为反心理学或反科学的新的“主义”。
　　存在主义不仅能丰富心理学，而且它也是建立心理学的另一分支，即充分展开和可以信赖的自我及其存在方式心理学的附加推动力。苏蒂奇建议把这种心理学叫做本体心理学（ontopsychology）
　　当然，似乎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心理学中叫做“正常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般水平的心理病理状态，这是如此平淡无奇和如此广泛地传播，致使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它。存在主义者关于真正的人和真正的人生的研究，有助于抛弃这种普遍的虚假。这种虚假的人生通过幻觉和畏惧变成刺眼的、清晰的样式，这些样式尽管是人们广泛具有的，但也能清楚地暴露出它们是病态。
　　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欧洲存在主义者在恐怖、沉痛、绝望等等上面的高傲唠叨，因为他们唯一的补救方法似乎只是坚定不移。每当外部的价值根源不起作用时，这种高智商就在宇宙规模(cosmic scale)上啜泣。他们应该从心理治疗学才那里学会丢掉幻觉烽发现同一性，虽然最初是痛苦的，但最终则可能是令人高兴并变得坚强有力。另外，由于他们没有论述高峰体验、经验、快乐和入迷，甚至也没论述正常的幸福，这就自然引起我们强烈的猜疑，这些作者是“无高峰体验”者，是一些没有快乐经验的人。仿佛他们只能用一只眼睛去看东西，而这只眼睛又是有偏见的。大多数人都以不同比例体验到不幸和快乐两个方面。遗漏任何一方的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认为是全面。威乐逊敏锐地识别出肯定的存在主义者和否定的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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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在成长理论范围内是一个不太成系统的尝试。一旦我们接受了成长的概念，许多细节问题就接着产生了。成长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儿童成长与不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怎样认识成长的方向呢？以及他们又是怎样摆脱病态的方向呢？
　　自我实现、成长和自我的概念毕竟全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紧密地接触现实的过程、原始资料和活生生的具体事件。
　　自我实现、成长等是长远目标。健康成长的婴儿和儿童并不为长远目标或遥远未来而生活；他们忙于快乐的生活，并且自发地为眼前生活。他们正生活着，而不是正在准备去生活。他们怎么能只是自发的存在着，而不努力成长，只是追求享受当前的活动，却又一步一步地向前运动呢？即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长，显示他们真正的自我呢？我们怎么能够使存在的事实与形成的事实一致起来呢？在纯粹的状态中，成长不是一个身外眼前的目标，自我实现也不是这样的目标，自我显露也不是。在儿童时期，成长不是特别有意的；它仅仅是在发生而已。与其说儿童在探索，不如说他是在发现。缺失性动机和有意获取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成长、自发性和创造性。
　　纯存在心理学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倾向于成为静态的，而不说明运动、定向和成长的实情。我们倾向于把存在、自我实现的状态描绘成仿佛它们是尽善尽美的涅槃状太。一旦你达到了涅槃状态，你就会在那里停止下来，似乎你能做的一切就是止于至善而心满意足。
　　我发现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就是，当再前进一步的感受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已厌烦的以前的满足相比，在主观上是更高兴、更喜爱、内心更满意时，成长就发生了；要认识什么事物对我们是适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主观上的感受，觉察到它比任何其他选择更好。新的经验由经验自身批准，而不是由任何外部准则批准。它的正当是自身证明的，是自身批准的。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或因为心理学家赞成这样做，或因有人吩咐我们这样做，或因为这样做能使我们活得更长久，或因为它对人类有好处，或因为它能带来外部奖赏，或因为它是合乎逻辑的。正如我们在餐后选择甜食时挑选这一种而不挑选那一种一样，我们也以同样的理由做这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我曾把这一点说成是恋爱和择友的基本机理，即吻这个人比吻其他人能引起更大的欣喜；与甲交朋友比与乙交朋友在主观上有更大的满足。
　　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认清了，我们在什么事物上是愉快的，我们真正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我们的感受、判断和自然倾向是什么。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揭示自我和回答最终问题“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的方法。
　　步调和抉择的采取是出于纯粹的自发性，从内部发出的。健康的婴儿或儿童——刚刚存在，作为他的存在的一部分，就偶然而自发的意思说，是好奇的、探索的、有疑问和兴趣盎然的。甚至当他没有被日常各种缺失所激发，没有目的、没有要求、只是自发表现的时候，他也倾向于试验他的能力，伸出手脚，专心地、迷恋地、兴致勃勃地玩弄和操纵各种东西，想了解它们。探索、操作、体验，被吸引，挑挑拣拣，欢欣鼓舞，享受生活，全都可以看作是纯粹存在（Pure Being）的特性，而且会转为形成(Becoming)，虽然这是以一种偶然的、无计划的、没有预期的自发方式进行的。这时自发的创造性经验，可以而且已经在没有预期、计划、预见、目的或目标的情况下产生。［“但奇怪的是，艺术体验不可能有效地用于这个目的，或任何别的目的。艺术体验，就我们对目的一词的理解来说，很可能是无目的的话动，它可能只是一种存在体验——存在，即人的有机体在干它必须干的，是它的特权的事情——强烈地和纯粹的体验着生活，以它本身的方式花费精力，并创造着美的东西——而增强的敏感，整合性、效力和幸福感，则是副产品”］只有儿童享受够了，变得厌腻了的时候，他才迅速地转移到别的、或许是“更高的”乐事上去。
　　于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就产生了：使他倒退的东西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阻止成长呢？冲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向前成长的替代物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向前成长是如此艰难和痛苦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没有得到满足的缺失性需要的固着力和倒退力，安全和安全感的诱惑力，针对痛苦、焦虑、损失和威胁的防御和保护机能，以及为了向前成长需要勇气。
　　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有两套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害怕成长会脱离同母亲的子宫和乳房的原始联系，害怕承担机遇的风险，害怕损害了他已有的东西，害怕独立、自由和分离。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一切能力，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同时也认可他最深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自我。
　　我可以把这一切纳入一个图式中，这个图式虽然十分简单，然而它在启发性和理论性两方面全都是强有力的。我所构想的防御力量和成长趋势之间这个基本的二难推理或冲突是存在主义的，它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都是这样。如果用图表示，就是：
　　安全←(人)→成长
　　于是，我们就能用一种并不复杂的方法，很容易地把各种成长机制划分为：
　　１、增强向成长方向的矢量（动力），例如，使成长更有吸引力和乐于出现。
　　２、充分缩减成长畏惧，
　　３、充分缩减向安全方向的矢量（动力），即使它减少吸引力。
　　４、充分增加对安全、防御、病态和倒退的畏惧。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基本图式上增加这样四组引拒值(Valence)
　　增加危险　增加吸引力
　　安全←(人)→成长
　　缩减吸引力　缩减危险
　　因此，我们可以把健康成长的过程看成是永无止境的自由选择情境的系列，这种情境是每一个体在其一生的每一时刻所面临的。在这里，他必须在安全和成长，从属和独立、倒退和前进、不成熟和成熟之样两类乐事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安全具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而且成长也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当成长的快乐和安全的焦虑比成长的焦虑和安全的快乐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向前成长。
　　迄今所说，听起来好象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于极力要求客观和公开的那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自明之理。曾经需要进行许多动物实验和推论才能使动物动机的研究者相信，要解释迄今已在自由选择实验中得出的结果，应当求助杨称之为超越需要缩减的快乐因素。例如，糖精在任何方面都是不是缩减需要的，然而白鼠却宁愿选择糖精水而不选择纯水。可见，它的（无益的）口味必定与这种快乐因素有某种关系。
　　另外，我们可以认为所看到的主体的快乐体验是任何有机体都具有的某种东西，即它既适用于婴儿，又适用于成人；即适用于动物，又适用于人。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这种可能性，对于理论家来说是很迷人的事情。所有自我、成长、自我实现以及心理健康等这些高级概念，或许都可以纳入进用动物的食欲实验、婴儿的进食，占有等的自由选择的观察、大量的体内平衡的研究进行解释的体系中来。
　　当然，成长经由快乐的公式也使我们得出必然的假设：我们体验良好的事物，就成长的意义说，对于我们也是“较好的”。我们这里依据的是这种信仿，即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者又不太厌恶或畏惧选择的话，那么，他通常会更多地选择有益健康和成长的方向。
　　这个假设已经得到许多实验的证实，但是这些实验大多是在动物水平上进行的，而更加详尽的研究应该用人的自由选择来做。对于坏的选择和不明智的选择的原因，与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相比，我们必须更多地在体质和心理动力水平上进行了解。
　　我在系统化研究中之所以喜欢成长经由快乐的思想，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我发现这个思想可以很好地与所有动力理论相结合，与弗洛伊德、阿德勒、容格、沙赫特、霍尼、弗罗姆、伯罗、赖奇、兰克的动力理论，以及与罗杰斯、比勒、科姆布斯、安吉尔、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默里、莫斯塔卡斯、皮尔斯、贾拉尔德、梅、怀特等的理论，都能很好地给合起来。
　　我批判了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任何东西都病理化（在极端情况下），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是透过黑色眼镜来看的。但是，成长学派（在极端情况下）也同样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他们倾向于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东西，而且他们总是回避病理问题、弱点问题和成长失败的问题。一个似乎是全部邪恶和罪孽的神学；另一个似乎是根本没有任何邪恶的神学。因此，二者都同样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
　　安全和成长之间的另一关系应该特别地提出来。显然，向前的成长通常总是以很小的步子迈进的，而且每前进一步可能都是由于感到是很安全的，感到正在从一个安全的基地进入未知世界，感到是敢于冒险的，因为后退到安全基地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学步小孩脱离母亲的膝盖进入陌生的环境作为例子，其特征是：起初他用眼睛探索屋子时，他是守住母亲的。随后，他就敢于离开母亲的一点点，母亲和免遭危险连在一起仍然使他放心。这种离开的距离越来越大。用这样的方法，儿童就能探索危险的和未知的世界。如果母亲突然消失了，儿童将陷入焦虑，中止对世界的有趣探索，这时他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安全，甚至可能因此失掉他的能力，比如他可能用爬在地上代替大胆走动。
　　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用这个例子说明一般的规律。真正的安全使更高的需要和冲动出现，并且开始向掌握新的情境成长。而危及安全，意味着倒退回更基本的根据地，这就意味着，在放弃安全或者放弃成长的抉择中，安全通常会获得胜利。安全需要比成长需要占优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基本公式的一种扩展，一般来说，只有感到安全的儿童才敢于健康地成长，他的安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他们是被推着向前走，因为未满足的安全需要会永远潜在的保留着，总是要求得到满足。安全需要满足得越多，它们对儿童的引拒值也就越小，它们就越少召唤，对他的勇气也越少影响。
　　我们怎么能知道儿童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有了充分的安全，敢于选择向前跨出新的一步呢？最终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的选择，这就是说，只有他才能真正了解向前召唤的力量超过向后召唤的力量、勇气压倒畏惧的确切时间。
　　人，甚至儿童，最终必须自己为自己进行选择。别人不能经常为他选择，因为这样做会使他衰弱下去，会消弱他的自信心，并会使他对于自己经验中的内在快乐，对于自己的冲动、判断和情感的觉察能力发生混乱，也会使他对于什么是自身内在的东西和什么是他人准则的内化不能区分了。［“从他拿到这个盒子时起，他就感到有用它做什么东西的自由。他打开它，思索它是什么，辨认它是什么，表达快乐和失望，注意盒内物件的排列，发现说明书，感触到坚硬，感觉到各部件的不同重量以及它们的数目，等等。在他尝试用这套部件去做一件物件之前，他已做了这一切。接着，他突然有了用它做成某物的冲动，这可能只是把一部件与另一部分匹配起来，因此，他独自获得了做某物的感觉：他能够制做它，他在这个特定物品上不是无能的。无论后来的模型是什么，情况总是如此；或者他的兴趣扩展到完全利用这套东西，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感；或者他完全丢开它。他与装配物的最初接触是富有意义的。
　　主动经验的效果可以用下方法给予大致的概括：主动经验包含肉体的、情绪的、智力的自我卷入；包含认识和进定步探测个人的能力；包含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开端；包含发现个人的步调和节律，以及在特定时期个人承担任务的能力，这应当包括避免承担过多任务的意思在内；包含获得能够运用到其他事情上去的技能；每当一个人在某种事情上发挥积极作用时，不管这种作用是多么小，这都是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人爱好的一个机会。
　　上面的情况可以同另一种情况对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把这套装配玩具带回家中，对孩子说：‘这是一套装配玩具，让我给你打开’，他打开了，然后他指出盒子里所有的东西，说明书，各种部件，等等。而且，更有甚者，他装配一个完整的模型，比如说一架起重机。孩子可能对他所做的非常感兴趣。但是，让我们注意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孩子没有机会使他自己的肉体、智力和感情卷入装配活动，他没有机会亲自匹配这个对他来说是新的某种东西，不能发现他自己有能力做什么，或为他的兴趣找到进一步的工作。对他来说，大人构成的起重机可能成了另一个因素。这可能已把这种暗中包含的要求给了孩子，即他也要同样去做，他自己没有必要为这种复杂任务亲自做某种准备。结果就形成目的代替了包含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的经验，而且，不管后来他自己做出了什么东西，与大人为他做出的东西相比，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平庸的，随后他并没有由于碰到新的东西而增加他的总的经验，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从内部成长起来，而只是从外部附加上了某种东西……。每一点主动的经验，都是发现他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东西的一次机会，而且越来越多地发现他打算使他自己成为什么样子，这是他走向成熟和自我定向的必要成分”］
　　如果确实如此，儿童最终必须自己通过他向前的成长做出抉择，因为只有他能够知道他自己主观的快乐体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信赖个体内部的根本必要性同从环境获得帮助的必要性一致起来呢？因为他需要帮助，没有帮助，他会被面临的危险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成长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就会危害他的成长呢？
　　就所论述的儿童来说，主体快乐体验（信赖他自己）的对立面是别人的看法（来自别人的爱、关心、赞成、赞扬、奖励等，信赖别人而不是信赖自己）。因为对于孤弱的婴儿和儿童来说，其他人是如此重要和生死攸关，担心失掉他们（他们是爱、食物、安全、关心等等的供应者）就成了主要使他们恐慌的威胁。所以，面临在他自己的快乐体验和来自别人的赞成体验之间进行困难抉择的儿童，一般来说必然选择别人的赞成。然后，通过压抑或让它消失的方法来控制他自己的快乐，或者依靠意志力不去注意它。一般来说，随着这种非难快乐体验的意志的发展，随着对快乐体验的害羞、窘迫、掩饰的发展，最后甚至都不能体验到它了。［“怎么能丧失自我呢？这种未知的和难以想象的背叛行为，开始于我们童年时暗中进行的精神毁灭——即当我们不再被爱并且被切断了我们的自发希望的时候，（请想一想剩下的是什么？）但是，请等一等——说这是简单的精神谋杀并不完全恰当。谋杀是有可能注销的，这个弱小的牺牲者甚至有可能在生长过程中‘超越’这种谋杀，但如果他自己也渐渐地不知不觉参与了这场谋杀，那就完全成了双重的罪恶。人们并没有把他作为他自己，按照他的本来面目看待他，原来如此！他们‘爱’他，但他们迫使他、期待他成为有别于他自己的人！因此，他必须成为不被认可的。而他自己也学会了相信这一点，并最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确实已经抛弃了他自己。现在，不管他是顺从他们，还是依恋，反抗或退却——他的行为，他的表现，全都是这种情况的说明，他的引力中心是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而如果他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还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这全部过程似乎满有道理；一切都是隐蔽的、自动化的、不知名的作用！这全是难解之谜，一切看来都很正常；没有故意的犯罪；没有尸首，没有内疚，照例我们全部能看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然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就是，他不仅遭到了他们的抛弃，而且他也被他自己抛弃了（实际上他没有了自我），他丢掉了什么呢？他丢掉的恰恰是他自己可靠的，充满活力的一部分：他自己的赞成感(yes-feeling)，而这个赞成感是他成长的真正能量，是他的根基。从他抛弃他自己的时候起，他就走到这种地步，他完全不自觉地创造和保持一个假的自我，他没有死，‘生命’在继续，而他又必须如此，然而，这是无望的‘自我’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个假自我在它应受轻视的地方都为人所喜爱，在他软弱处却显得很坚强；它应该完成这样的运动（这些运动是滑稽的），但不是为了乐趣或快乐，而是为了生存；不仅仅是因为他想运动，而是因为他必须屈从。这个必要性不是生活——不是他的生活，而是防御死亡的手法。同时，它也是死亡的机制。从此刻起，他将被强迫性的（无意识的）需要拆散，或者被（无意识）冲突折磨得成为瘫痪，每一次运动在每一瞬间，都消蚀着他的存在，他的完整性；与此同时，他伪装成一个正常的人，并且期望象正常人那样行动。总之，我发现，我们变成了这样一种自我系统，我们在神经症式地追求和防御一种假自我；在我们无自我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有神经症的。”］
　　那么，根本的选择，两个途径之间的一种选择，就是选择别人还是选择自己的自我。如果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是抛弃别人，那么儿童通常会放弃自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理由是确实的，即安全是儿童最根本的、占优势的需要，是比独立和自我实现要重要得多的需要。如果成人强迫儿童在丧失一个较低但较强的重要需要，或者丧失一个较高但较弱的重要需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以放弃自我和成长为代价的情况下，儿童也必定选择安全。
　　（从原则上说，没有必要迫使儿童去做这样的选择。然而，出于人们的病态和无知，他们恰恰经常这样干。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儿童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同时有这些好事：安全、爱、尊重等等。）
　　从冶疗情境、创造性教育情境、创造性艺术教育、而且我认为也包括创造性舞蹈教育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重要的教益。这种情境是建立各种随意的、赞许的、表扬的、认可的、安全的、满意的、放心的、支持的、没有威胁的、不评价的、不比较的场合，即人可以感到完全安全和没有威胁的场合，这时，就有可能使他表现出种种次要的快乐情绪，例如敌意，神经症式的依赖性。一旦这些次要的快乐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就会自发地走向其他的快乐、旁观者认为是“高级的”或向前成长的那种快乐，如爱、创造性等等。而且，这种“高级的”快乐，在他同时体验到这两种快乐的时候，他自己会优先选择。（治疗专家、教师、助手信奉哪一种理论往往并不会造成多少差别。例如一位真正优秀的治疗专家，他有可能信奉悲观主义的弗洛伊德理论，然而却好象也认为成长是可能的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行事。而信奉人性完全美好和光明的、真正优秀的教师，也会把对倒退和防御力量的尊重和理解运用到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去。十分通晓现实主义的和内容广泛的哲学体系却在治疗、教学和家教实践中不去实行也是可能的。只有重视恐惧和防御心理的人，才是懂得教育的；只有重视健康的人，才是能进行治疗的人。）
　　这种情境中的矛盾现象的部分解释是：甚至“坏的”选择对于有神经症的选择者来说也可能在实际上是“好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他自己的动力系统来看是必需的。我们知道，对患者采取强制手段，或者让患者直接面对危险或了解病情，或者使他处于一种应激情境打破他对太痛苦的真情的防御，这样的处置都会使这个患者完全垮掉。这就把我们卷入了成长的步速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有教养的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的实践是这样的，仿佛他们理解有必要采取温柔、亲切、尊重的态度对待畏惧，理解防御和倒退力量的天然性。如果要使成长不被看成为极大的危险而是一种欢乐的境界，那么这样的实践就是必需的。它含有这种意思，他们理解成长只能从安全中浮现出来。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的防御是非常僵硬的，他们就有理由宁愿成长耐心的和理解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儿童“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实际上一切选择最终都是明智的，要是我们假定只有两种才智——防御才智和成长才智的话（请看第十二章对第三种才智、健康的倒退的讨论）。防御可能象挑战一样是明智的；这决定于具体的人，他的具体的状态，以及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境。如果选择安全能够避开大于这个人当时所能承受的痛苦，那么选择安全就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他成长（由于我们知道，长远地看，一贯的选择安全会给他带来大祸害，而且会剥夺他自己享受快乐的可能性，只要他有品尝这种快乐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他要求帮助时帮助他摆脱痛苦，不然就要一方面让他觉得是安全的，同时又召唤他前进尝试新体验，象母亲张开她的双臂招引婴儿试着走路一样。我们不可能强迫他成长，我们只能引导他成长。为了使他的成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就要相信单单体验新的经验就会使他更喜欢成长。只有他自己能够选择成长；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他选择成长。如果成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他必定会喜欢它。如果他并不喜欢它，我们就必须通情达理地让步：成长对他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意味着，就关心成长过程来说，必须象尊重健康儿童那样尊重病态儿童。只有当他的畏惧受到尊重的认可时，他才能有勇气成为勇敢的。我们必须理解，黑暗的力量象成长的力量一样也“正常的”。
　　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因为它同时包含两个意思，即一方面包含我们了解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方向上召唤他），另一方面也包含只有他知道长远地看什么对他自己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只是提议而极少强迫。我们必须完全准备好，不仅要向前召唤，而且要尊重他的现实，如退避舔伤、恢复力量、从安全优越的地方察看情况，甚至退回到从前熟悉的或“低级的”乐事上去，以便能够重新获得成长的勇气。
　　而且，这又一次表明哪里是帮助者起作用的地方。人们需要帮助者，不仅由于他能使健康儿童达到可能的成长进步（使成长不超出儿童可以企及的范围），并在另一些时候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积习，而且紧迫得多的是，这是因为那些陷于固着、僵硬防御和切断一切成长可能性的安全措施而不能自拔的人特别需要他的帮助。帮神症有自身持续的倾向，性格的结构也一样。必须在两种对待方式中进行选择：或者等待生活、即让他最终跌进神经症的苦恼来向他证明：他的体系不起作用，不然就要理解和尊重他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来帮助他成长。
　　这个相当于道教“任其自然”的看法经常不起作用，因为成长中的儿童需要帮助。这一点可以表述为“有帮助的任其自然”(helpful let-be)。这是一种热爱的和尊重的道教观。这种观点不仅清楚地认识到成长和使成长在正确方向上运动的机制，而且它也清楚地承认并尊重对成长的畏惧、成长的缓慢速度、阻滞、病态以及不能成长的原因。它也清楚地认识到外界环境在成长中的地位，必要性和有益性，然而又不要控制成长。由于了解了成长的机制，它为内部成长提供手段，心甘情愿地帮助它，不仅对它抱有希望，而且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在所讲的一切，都与我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所提出的一般动机理论有关系，尤其是与需要的满足理论有关系。在我看来，这些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这个把人的复杂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论原则，就是在低级需要自身充分满足已经实现的基础上会浮现出新的高级需要的倾向。有幸正常生长的儿童，需要获得了满足，对他充分尝到的快乐厌烦了，会热切地（没有强迫）继续寻求高级的、更复杂的快乐，只要这些快乐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可以得到而又无危险和威胁。
　　这个原则，不仅在儿童较深的动机动力学中可以看到范例，而且在微观上，在他的更朴素活动的任何发展上，例如在学习阅读、溜冰、绘画、跳舞上，也可以看到范例。掌握了简单词儿的儿童，强烈地喜爱它们，然而他们并不停止在这一点上。在适宜的气氛中，他就自发地表现出渴望继续掌握越来越多的新词、较长的词、比较复杂的句子，等等。如果强迫他停留在这个简单词的水平上，那么，他对从前使他喜爱的东西就逐渐地厌烦和不安起来。他要求前进、运动、成长，只有在下一步遇到挫折、失败、非难、嘲笑时，他才停止和倒退。这时我们就会面临错综复杂的反常动态和神经症损伤，在这里冲动可能继续存在，但不付诸实现，甚至会丧失冲动和能力。［我认为，这个一般原理可以运用到弗洛伊德利比多的阶段发展理论上，口唇期的婴儿，经过咀获得他的大多数快乐。一个被忽略的特殊快乐是熟练的乐趣。我们应当记住，婴儿能够很好地和有效地干的唯一事情就是吸吮。在所有其他事物上，他是不熟悉的，无能的，而且，正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如果这是自尊最早的先驱者（熟练感）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婴儿能体验到的熟练（效能、控制、自我表达、意志）快乐的唯一方法。
　　然而不久，他就发展了其他熟练和控制能力。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那种在我看来虽然正确，但被夸大了的肛门控制。在所谓的“肛门期”内，运动和感觉能力也充分发展了，提供了快乐和熟练感。但是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口唇期婴儿倾向于表演完他的口唇熟练，并且变得对它厌烦了，正如他对单纯的牛奶变成厌烦了一样。在自由选择的情境中，他倾向于放弃乳房和牛奶，而喜爱更复杂的活动和口味，或者以某种方式增添其他“高级的”发展。获得了充分的满足，能自由的选择而无威胁，他就脱离口唇期并自动放弃口唇活动而“成长”。不必把他“踢上台阶”或强迫他成熟，象常常暗指的那样。他选择了成长到更高的快乐上去，并且对旧的快乐变得厌烦了。只有在受到危险、威胁、失败、挫折、压抑的冲击时，他才倾向倒退或固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宁要安全而不要成长。克制、延迟满足和反抗挫折的能力，对于他的力量的肯定也是必需的，而且我们知道，放纵的满足是危险的，然而，这一点仍然是真理，即对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是绝对必要条件这个原理来说，这些限制条件只是次要的条件］
　　因此，我们用来盘旋而上的东西是附加在我们种种需要的层次排布原则上的一种主体的设计，这个主体设计带领和指引个体沿着“健康的”方向成长。在任何年龄阶段上，都确实有需要层次的排布原则，恢复觉察自身快乐的能力，即使是在童年，也是重新发现已牺牲的自我的最好的方法。治疗的过程帮助成人发现那些孩子式的（受到压抑的）对他人赞许的需要，没有必要再以孩子式的形式和程度存留了；也帮助成人发现，畏惧失掉他人以及与此相联的畏惧成为软弱的、失助的、被抛弃的人，都不象它们对于儿童那样是正当的和现实的了。他人对于成人比对于儿童可能是而且应当是较少重要性的。
　　我们最后的程式有下列组成部分：
　　１、健康自发的儿童，由内部产生的、反应他自己内部存在的自发性出发，在好奇和兴致勃勃的方式中深入环境，并且表现着他具有的任何技能。
　　２、到了他不再被畏惧搞成无能的那种程度，就到了他觉得有了足够的安全敢于前进的程度。
　　３、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快乐体验的东西是偶然碰到的，或者是帮助者向他提供的。
　　４、他必须是充分安全和自我接受的，才能选择和偏爱这些快乐，而不被它们吓倒。
　　５、如果他能够选择这些由快乐批准的体验，那么他也就能回到这种体验，重复它，品尝它，直到饱享和厌烦的地步。
　　６、这时，他就显示出进展到更复杂、更丰富的体验上去的倾向，并且以同样的形式完成它（再说一遍，如果他觉得充分安全敢于前进的话）。
　　７、在确实感（“这个我确实喜欢，那个我确实不喜欢”）、能力感、熟练感、自信感、以及自尊感中的这种体验，不仅意味着自我在前进，而且在自我上有反馈效应。
　　８、在生活中包括的这个永无止境的选择系列，一般地可概括为安全（或更粗俗地说是防御）和成长间的选择。而且只有当儿童不再需要他已经有了的安全时，我们才可以期望满足了安全需要的儿童做出成长的选择。只有他才能承担起大胆行动的后果。
　　９、为了能够使选择与儿童自己的本性协调一致，并且发展他自己的本性，就必须容许儿童保留快乐和厌烦的体验，因为这是他正确选择的标准。选择按着另一个人的希望进行这种替代标准正在形成，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自我就丧失了。而且，这也会把选择只限制在安全上，因为儿童出于畏惧（丧失保护、爱等等）会放弃对他自身快乐体验的信赖。
　　１０、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如果这个儿童不是残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他一般地是选择向前的成长。［当人极力使自己确信（通过压抑、否认、反应形成等）未满足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了，或者不存在了的时候，产生一种虚假的成长是非常普遍的。接着，他使自己成长到较高级的需要水平上去。当然，在这之后，常常会停止在不稳的基础上，我把这称为“绕过未满足的需要的假成长。”这种未满足的需要作为无意识力量会永远持续下去（反复强制）］
　　１１、证据表明，健康儿童喜爱的东西，他感觉良好的东西从观察者能觉察到的长远目标来看，对他也是“最好的”东西，这种相符情况一般地要多于相反情况。
　　１２、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等）也有各种不同程序的重要性，尽管最终选择必须由儿童做出：
　　１）环境能满足他对安全、从属、爱、尊重等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可以觉得是无威胁的、自主的、感兴趣的、自发的，从而敢于选择未知事物。
　　２）环境可以帮助他做出确实有吸引力和没有危险的成长选择，在较少吸引力和代价更高时，帮助他做出倒退选择。
　　１３、存在心理学（psychology of Being）和形成心理学（psychology of Becomming）在这方面可以协调起来。儿童，不过是成为他自己，但也能向前运动和成长。

大侠

　　

大侠

　　

大侠

　　

大侠

　　当我们探求同一性的定义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定义和概念并不是现已存在于某个隐蔽的场所正等待着我们发现；但是，部分地也是由我们创造出来。在一定程序上，同一性就是我们所说过的那种东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词已有的各种意义。这样，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著作家是用这个词说明各种不同的资料，各种不同的作用。随后，我们就应从这些作用中找出某种东西，以便理解这个作者在使用这个词时，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对于形形色色的治疗家、社会学家、自我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来说，他们指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尽管所有这些人说的也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或重叠的意义。（也许这个类似性就是今天同一性所表示的意思。）
　　我有另一种作用值得报告，那是关于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同一性”有各种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和实用的意义。但是我没有权利提出，这些就是同一性最恰当的意义；我只有权利说，在这里我们有另一种角度。因为我觉得，人们在高峰体验时有他们最高程度的同一性，最接近他们真正的自我，最有特异性。所以，看来高峰体验是纯净而没有污染的重要的资料源泉，也就是说，在这里，发明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而发现则增长到了最高限度。
　　显然，对于读者来说，下述所有“分离的”特性实际上根本不是分离的，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关联的，例如以不同的方式重叠地表明同一个东西，而在隐喻上则包含相的同的意思，等等。对“整体分析”理论（同原子论分析或还原论分析是对立的）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我的另一部著作。我将以整体论的方式进行传述，即不是通过把同一性分割成完全分离的、彼此排斥的各个部分，而是把它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注视它的不同侧面。或者说象一名鉴赏家注视一幅好画那样，一会儿看它的这个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一会儿又看它的那个结构。所论述的每一个“方面”，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阐明着每一个其他“方面”。
　　１、人在高峰体验时比在其他时候感觉是更整合的（一元化的、完整的、成套的）。他在各个方面（描述如下）显得（对观察者来说）是更整合的，如更少割裂或分裂，较少自己同自己斗争，更多地是和谐，自我体验和自我观察较少分裂，更多地是一个指向的、结构协调的、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它的所有成分彼此非常和谐地活动，是更协作的，较少有内部摩擦，等等。［治疗家对此特别感兴趣，这不仅是由于整合是所有治疗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且是由于迷人的问题包含在我们可以叫做“治疗的分裂”（therapeutic dissocaiation）中。要从顿悟得到治疗，有必要同时进行体验和观察。例如，完全陷入体验而对观察他的体验不够超然的精神病患者，是不能被这个体验改善的，即便是他在隐蔽的无意识中已经得到纠正时也一样，但这也是实际情况，治疗家也必须在同等荒谬的程度上是分裂的，因为他必须既认为患者不认可患者；即一方面他必须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心”，为了理解疾病，他必须与他们同一，他必须把所有的批评和评价放在一边，他必须体验患者的世界观，他必须以我－汝（I-you）交朋友的方式与患者融合，他必须用宽宏的上帝爱世人般的爱来爱患者，等等。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有内含的不赞同、不认可、不同一，因为他力求改善患者，使他比现在情况更好，这就意味着要求他得到现在还没有的某种东西。这些治疗学上的分裂，显然是多伊奇和墨菲疗法的基础。但是，在这里和双重人格的问题一样，治疗的目的仍然是把它们熔合成一个不分裂的和谐的统一体，在患者和治疗者双方都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说成是越来越变成一个纯粹在体验着的自我了，这时自我观也许作为前意识的可能性始终是有效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变成更纯粹地在体验着的自我了。］关于整合和有关条件的其他方面，下文将分别讨论。
　　２、当他达到更纯粹、更个别化的他自己时，他也就更能够同世界熔合在一起，同从前的非自然熔合在一起。［我认识到，我使用的语言强调了体验，也就是说，它将只对那些自己没有压抑、压制、否认、抵制、或畏惧自己的高峰体验的人有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也可能对非高峰体验者有意义，不过要说明这一点比较困难也太冗长］例如，相爱者亲密地构成一个单位而不是两个人，我－汝一无论变得更有可能了；创作者与他正在创造的作品变成一个东西了；母亲和孩子觉得是一个人了；鉴赏家变成音乐、绘画和舞蹈了（以及它成了他）；天文家和星体一起出现在那里（而不是中间隔开望远镜筒分别地出现）。
　　也就是说，同一性、自主性、自我中心的最大成就是在有自身的同时也有超自身，一种在自我中心之上和之外的状态。这时，人能变得相对的没有自我。［我想，把它称之为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自我觉知和自我观察，就能相当容易地传达出来这个意思。这种自我意识日常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觉得它低于任何专注、兴趣、专心、发狂、“超越自我”，无论是在高峰体验的高水平上，还是在对电影、小说，足球运动发生兴趣这样的低水平上，都会变得忘记自我。自己较少的痛苦、自己的外表、自己的烦恼，等等。实际上，总觉得超越自我是种愉快的状态。］
　　３、高峰体验时的人一般都觉得他处在自己能力的顶峰，觉得能最好地和最完善地运用自己的全部智能。用罗杰斯的漂亮措词来说，他觉得他是“充分发挥作用的”。他觉得此时比其他时候更聪明、更敏感、更有才智、更强有力、或更优美。他处在他的最佳状态，他的和谐一致的状态，他的竞技状态的颠峰。这一点不仅可以被主观地感觉到，而且也能被观察者看到。他不再在限制自己中、在自我战斗中消耗精力；体内不再有力量的角斗。而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部分智能用于活动，另一部分智能则用在管束某些同样的智能上。现在，在高峰体验的时刻，这种浪费没有了，全部智能都可以用于活动了。他变得象一条没有水闸的河流可以自由流淌了。
　　４、充分发挥作用还有一个稍许不同的含意，即当一人处在他的最佳状态时，活动变得不费力和容易了。在其他时候需要经过努力、紧张和奋斗的事，现在感觉到不需任何争取、工作或劳动，就自然而然完成了。同这一点紧密联系的是经常感觉优美并显得优美，这种优美是在任何事情进行得顺利、得心应手、超速运行的时候，和平稳、容易、不费力的充分发挥作用一起到来的。
　　这时，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来是镇静的、有把握的和正常的，似乎他确切地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并且是全心全意地干这件事，没有疑惑、含糊、犹豫、或部分撤退。这是对于目标不是一闪即过或轻轻地一击，而是完全的中的。伟大的体育家、艺术家、创造家、领导者和行政官员，当他们的活动处在他们的最佳状态时，都显示出这样的行为品质。
　　（这一点与以前各点相比，显然与同一性概念的关系较少，但是，我认为，它应当作为“成为一个人真正的自我”的副现象包括在内。因为它是可供研究的足够客观和普遍的特征。我认为，对于完全理解那种似神的快乐——幽默、玩笑、憨态、嬉戏、笑等，也需要它。我认为，这种特征是同一性最高级的存在价值之一。）
　　５、人在高峰体验时比在其他时候，更觉得他自己在他的活动和感知中是负责的、主动的，是创造的中心。他觉得他自己更象一个原动力，更能自我决定（而不是被引起的、被决定的、失助的、依赖的、被动的、软弱的、受摆弄的）。他觉得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是完全负责的，是完全随意的，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动因，觉得比其他时候有更多的“自由意志”。
　　在旁观者看来，他也是这样。例如，他变得果断了，看起来他更强有力，更专心致志，更善于嘲弄或压倒对立面，更坚定地确信自己，能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企图阻止他是徒劳的。现在，他似乎毫不怀疑他自己的价值，不怀疑他做自己决定的事情的能力。对于旁观者来说，他显得更值得信赖，更可靠，是一个更有利的打赌对象。在治疗中，在成长中，有教育中，在婚姻生活中，发现这个伟大的时刻——变得负责的时刻——一般是可能的。
　　６、现在，他摆脱了阻碍、抑制、谨慎、畏惧、怀疑、控制、保留、自我批评，而这些可能是价值感、自我承认、自爱、自尊的消极方面。这个特点不但是主观现象，也是客观现象，而且可以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描述。当然，这个特点不过是已经列出的特点和下面将要列出的那些特点的不同“侧面”。
　　很可能，这些事件原则上是可检验的，因为这些事件在客观上是力量和力量的搏斗，而不是力量和力量的协作。
　　７、因此，他是更自发的、更表现的、更单纯的行动（坦率的、天真的、诚实的、耿直的、真挚的、赤子般的，不矫柔造作的、不设防的、无抵御的），更自然的（简单的、从容的、不犹豫的、朴素的、笃实的、真诚的、在特定意义上原始的、直接），更无控制和自由流露的（自动的、冲动的、反射式的、“本能的”、无拘束的、无自我意识的、无思想的、无意识的）。［真正同一性的这个侧面是如此重要，有如此多的折光色彩，要描绘和传达它是如此困难，我认为在下述不完全同义的词中有重叠的意义：非故意的、自愿的、自由的、非强迫的、不加思量的、不审慎的、鲁莽的，无保留的，无抑制的，自我泄露的，坦白的，不掩饰的，开放的，不假装的，不虚构的，直截了当的，无邪的，非人工的，无焦虑的，信赖的，在这里我暂不谈“良知”(innocent cognitoin)、直觉、存在认知等问题］
　　８、因此，在特定的意义上，他是更有“创造性的”。由于有更大自信且无怀疑，他的认知和行为就能够以不干预的方式、道教的方式，或以格式塔心理学描述过的灵活方式，按照它内在的、“显露出来的”条件（而不是根据自我中心、自我意识的条件），按照任务、责任（弗兰克语）或由工作自身性质提出的条件，把自身塑造成有问题的或无问题的状态。因此，他的认知和行为是更即兴的、即席演奏的、临时的、更不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是更突然的、新奇的、新鲜的、不陈旧的、不圆滑的、非出于教导的、非习惯性的。它也是较少准备的、较少规则的、较少设计的、较少预谋的、较少练习的、较少预想的。因此，这些认识和行为都是相对非寻求的、无欲念的、非需要的、无目的的、非追求的、“无动机的”，或无驱力的，因为这些认知和行为是自然发生的，是新创造的，而不同以前引起的。
　　９、所有这一切还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描述为极端的唯一性、个体性或特异性。如果说，一切人大体上是彼此不同的，那么，在高峰体验时，他们就有了更纯粹的差别。如果说，人们在许多方面（在他们的角色上）是可以代换的，那么在高峰体验时角色就消失了，人们变得极少互换性了。无论“独特的自我”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的起因是什么，反正它在高峰体验时总是更为独特的。
　　１０、在高峰体验时，个人最有此时此地感，在各种意义上说都最能摆脱过去和未来，最全神贯注于体验。例如，这时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倾听。由于他这时最少成规和预期，所以他能够完全倾听，而没有被拖入以过去的情况为基础的预期（过去情况不可能和现在情况完全一样），也没有被拖入以规划将来为基础的忧虑（这意味着，只是把当前作为达到未来的手段，而不是把现在本身作为目的）。而且，由于他这时超越了欲望，所以，他也无需依据畏惧、怨恨或希望形成任何生活的成规。另外，他也不需要比较经地有什么东西和没有什么东西，才能做出评价。
　　１１、高峰体验时刻的人，成为一个更纯粹精神的而较少世故的人。也就是说，这时，他变成更多地是由内在精神的法规决定，而不被非精神的现实法则决定了。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或者是荒谬的，然而并不矛盾。而且，即使是矛盾的也会得到公认，因为这具有某种意义。在既不干预自我也不干预“其他”的时候，对于“其他”的存在认知最有可能；尊重并热爱自我和尊重并热爱“其他”，二者相互容许、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我之所以能够最好地掌握非自我，靠的是非掌握，也就是依靠让它成为它自己，任其自然，允许它接着它自己的、而不是按照我的规律生存。正如我成为最纯粹的我自身的时候，我就从非我中解放了我自己，拒绝让它控制我，拒绝按照它的规律生活，坚决要求按着我内在的规律生活一样。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结果，精神内（我）和精神外（其他）就不再是极端不同，肯定不再是真正对抗性的了。另外，也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两套法则都变成令人快乐和感兴趣的了，甚至它们二者能够整合或溶汇在一起。
　　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语言迷津的最好例子，是两人之间的存在爱(B-love)关系。但是，任何其他高峰体验也都可以作为范例。显饶有兴趣，在这种理想交往（我称之为存在范畴——B-realm）的水平上，自由、独立、掌握、不干预、信任、依靠、现实、别人、分离、等等，这些词全都是在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意义上使用的，这些意义在日常生活的缺乏、需要、要求、自我保存的，以及两歧式、两极性、分裂的缺失范畴（D-realm）中，是没有的。
　　１２、强调不力求式无需要方面，并且把它作为我们正在研究的同一性的中心点（或结构的中心），这有某种理论意义。对于高峰体验的含意，上文曾做出种种区分的说明，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通过这些途径变得无动机（无驱力）了，特别是从缺失性需要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在论述这个高峰体验时，把最高、最可信赖的同一性描述为不力求的、无需要的、非希望的，即描述为超越了日常的需要和驱力的，也有类似的意思。他只是存在着。快乐已经达到，而这对于追求快乐来说，意味着达到了暂时的目的。
　　对于自我实现的人已做过类似的描述。此时事事都是自愿地、倾泻式地、没有意志地、不费力地、无目的地到来的。此时，他是绝对的行动，并没有匮乏，行动不是为了体内平衡或降低需要，不是为了避免痛苦、不愉快或死亡，不是为将来进定步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此时，他的行为和体验成了本质的东西，是自我证实的，是目的行为和目的体验，而不是手段行为和手段体验。
　　我把这个水平上的人叫做超绝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需要和要求，没有缺失，不缺乏什么东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满足的。他们这种“崇高的”、“极佳的”超凡的特点，特别是他们的这种行动，已被推断出是以无所求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些推论在理解人的这种活动上（他们当时的行动是无所求的）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例如，我觉得它对于理解超凡的幽默和娱乐理论、厌烦理论、创造性理论等，都是很有启发的。人的胚胎也是没有要求的这种事实，是高级涅槃和低级涅槃易于混淆的根源。
　　１３、在高峰体验的时刻，表达和交流通常倾向于成为诗一般的、神秘的和狂喜的，似乎这是表现存在状态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语言。目前，我只是在我的被试和我自己岙上察觉到了这种语言，因此，对于这一点谈不了多少。同一性的言外之意是，真正的人正因为他是真正的人而可以变得更象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和先知。［诗是最快乐和最佳精神的最快乐和最佳时刻的记录］
　　１４、一切高峰体验都可以有效地理解为利维的完满动作、格式塔心理学的闭合(closure)，或者赖希的完全兴奋型，或者完全的释放、发泄、极点、高潮、尽善尽美、倾尽、完成等等。与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未完成课题的持续活动、部分表露的心情、内部不完全通畅的运动、没有痛哭出来的悲哀、限食者的半饥饿状态，永远达不到完全整洁的厨房、有保留的性交、必须不表现出来的愤怒、得不到练习的运动员、墙上不可能改正的扭曲图画、不得不吞咽的愚蠢、不称职、不公平等等。从这些例子中，任何读者都应该能从现象的逻辑中理解到完满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个观点有助于增进对于非力求、整合、放松等等的理解。完满被看作完善、公正、美，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自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同型性和辩证关系（互为“因果”）的时候起，我们就接触到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世界怎样彼此创造这个问题了。
　　这对同一性有怎样的影响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真正的人本身就是完善的和最终的；肯定他不时地体验到了立体的定局、完满和完美；他一定是察觉到了它。结果，可能是只有达到顶峰的人能够达到完全的同一性；而没有达到顶峰的人必然总是保留有不完全的、缺失的、力求的某种东西，他生活在手段之中，而不是目的之中；如果这个相关被证明不是完全相关，那么，我至少可以肯定，真实性和高峰体验之间是正相关。
　　当我们考虑肉体的和精神的紧张以及持续不绝的不完全性时，它们不仅可能同安详、平和、心理健康不相容，而且它们也可能同肉体健康不相容，这看起来是合乎道理的。在这里，我们也有了理解这个迷惑人的发现的线索，即许多人的报告，他们的高峰体验似乎莫明其妙地近似（美妙的）死亡，似乎在最强烈的生活之中也具有与其矛盾的渴望或意愿——死亡。也许，任何尽善尽美的完成或终结，在隐喻、神话或古语上就是死亡，正如兰克所指出过的那样。
　　１５、我极强烈地感觉到，某种爱开玩笑的心境是存在价值（B-value）之一。这样考虑的某些理由在前面已经论及了。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它是高峰体验时相当经常的报告，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报告者的外部行为观察到这一点。
　　描述这种存在性爱开玩笑(B-plagfulness)是很困难的，因为英语在这方面非常贫乏（一般地说，英语不能描绘“较高级的”主观体验）。它具有广阔无垠的或超凡的好脾气的性质，当然是超越了任何敌意的。它可以同样容易地被称之为幸福的快乐，兴趣盎然或兴高采烈。它具有由于丰富或过剩而溢出的性质（不是缺失性动机的）。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是存在主义地对于人的渺小（软弱）和伟大（强有力）都感兴趣或者高兴，而超越了统治和从属的两极性。它有某种凯旋性喜悦的性质，有时它可能也有宽慰的性质，它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
　　在马库斯和布朗所描绘的意义上说，它是最终的、乌托邦的、优美精神的、超然的。它也可以称之为是尼采哲学的。
　　作为规定看它的要素，它内在地包含有从容，不费力、优美、好远气、摆脱抑制的宽慰、约束与怀疑，和存在认知在一起的乐趣，它超越了自我中心和手段中心，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历史和地域的观念。
　　最好是象谈美、爱、创造性智力那样，说它本身是整合者。这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它是二歧式的解决者，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人的处境的一种良好解决，它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好方法，这就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它能够使我们既生活在缺失王国里，又生活在存在王国里，既是唐·吉诃德，又是桑乔·潘萨，象塞万提斯那样。
　　１６、人们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以及在这之后，特别地觉得幸运、侥幸、恩遇。一个并非罕见的反应是：“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高峰体验不是由设计安排带来的；它们是偶然发生的。我“被”快乐惊呆了。惊愕、出乎意料、惬意的“认识震动”是极为经常的反应。
　　一个普遍的后果是感恩感，信教的人是对他信仰的神感恩，其他人是对命运、对大自然、对人、对历史、对父母、对宇宙、对可能有助于造成这个奇迹的任何东西感恩。感恩可能转化为礼拜、表示感谢、崇拜、给予赞扬、供奉、以及其他某些很容易成　宗教格局的反应。显然，任何宗教心理学，无论是超自然的还是自然的，都必定考虑这些事件，此外，也必定重视宗教自然主义起源论。
　　这种感恩感非常普遍地表现为，或者引导到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的包容一切的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这种感恩感经常引起为世界做某种好事的冲动，经常引起一种报答的渴望，甚至会引起一种责任感。
　　最后，对于我们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的、真正的人的谦卑和骄傲，这里完全可能有理论上的连结。幸运的人对他的好运气很难充分信任，无论是敬畏的人还是感激的人，都是如此。他必然向他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配得到这种幸运吗？”这些人通过把骄傲和谦卑溶合为一个复合的、超级的统一体，即通过成为自豪（在一定意义上）和恭顺（在一定意义上）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二歧式。骄傲（带有谦卑色彩的）并不是傲慢或偏执狂；谦卑（带有骄傲色彩的）并不是受虐狂。只有二歧化它们，才能使它们病态化。存在性感恩(B-gratilude)能够使我们把英雄和谦卑整合到一个外壳之内。
　　结论
　　我希望强调一个我已经论述过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即使我们并不理解它。同一性（自我实现、自主、个别化、霍尼的真正自我、真实性）的目标，看来既是一个终极目标，又是一个过渡目标——过渡的仪式、通向超同一性道路上的一步。这似乎就是说，它的功能就是消灭它自身。从其他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东方式的，即超越自我和消除自我、忘掉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察，同世界溶合并与它同化，那么，看来多数人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就是经由完成同一性，经由完成一个坚强的真正的自我，以及经由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通过禁欲主义。
　　可能还有一点是与这个理论有关的，我的年轻被试倾向于报告高峰体验时的两种肉体反映：一是激动和高度紧张（我觉得发狂，喜欢奔上奔下，喜欢高声呼感）；另一个反应是放松，平和，从容，宁静感。例如，美妙的性体验，美感体验，创造狂热之后，两种反应都是可能有的；或者是继续高度的激动，不能入睡，不想去睡，甚至没有食欲、便秘等等；或者完全的放松，迟钝、深深的睡眠，等等。我还不清楚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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